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提倡和推行的区域协同立法，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必由不同的地方占有很多立法资源，开展跨区域的各种协同协调后，再分别在本区域制定内容大同小异的法规。
考察发现，非以国有资产为标的合同行政机关的审批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行政机关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批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区分在我们国家民法典中是否存在基础？也就是说，我国民法学理和民法规范是否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二元区分？如果根本不存在这种区分，那么，这种解释思路显然在我国没有生存的土壤。
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尽管公法与私法(行政法与民法)的规范目的不同，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客观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如，企业得否设立、得否颁发许可证等。(29)许多民法与行政法学者的争议可能源于此，有些行政法学者不作区分，甚至混淆这种区分。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颁布施行的民法典，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案例(2)中，邻居N可以按照《民法典》第909条、第1004条要求不作为，行政许可并不妨碍民法典上不作为请求权的实现。必须明白，国家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是治理手段，而且民法的治理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比较其他方式都是被首先选择和采用的手段(因为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和自治，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另一方面，反腐败资源的整合也方便了党的统一领导，如纪委负责人兼任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其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领导的作用不言而喻。
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是所有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组织和个人，将纪检监察提升为国家监察，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双方受益，稳定了国家政权的基石。但是，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容易陷入单纯追求效率与政绩的误区，经济理性不能因此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2]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衡量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难发现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改变了以往过度重视道德教育的监督形式，以个人行为偏好为出发点，试图从人性本质出发从监察制度设计上约束其行为选择，所以说，监察制度是引导和限制个人行为的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案件移送工作机制，检察院及时审查案件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因此，西方的政治观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具备普遍的价值意义，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现实之时应该克服盲目引进西方价值观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选择偏好的变量往往难以准确度量，使得理性选择分析的制度框架具有不可检验的危险，所以，在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制度化分析中，基于理性选择的制度设计与法制监督是分析重点，但也需要立足于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渊源。
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提高政治效能的主要措施，促进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有效进行。当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存在个人主义偏向、公平性缺失以及约束机制不足等局限性。虽然监察权得到宪法明确授权，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制定详细的有关监察权行使的法律，界定其职责范围，区分与立法、行政、司法的权责义务，使各方通过有效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参考文献： [1]Mackay F,Kenny M,Chappell L.New Institutionalism Through a Gender Lens:Towards a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31(5). [2]Weyland K.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World Politics,2008,60:281-314. [3]Junko Kato.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6,No.4 (Oct.,1996):553-582. [4]田湘波.制度同构理论视角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J].湖湘论坛，2018(2)：144-150. [5]Raymond Boudon.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9(2003):1-21. 进入专题： 监察委员会 。
西方政治强调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我国立足于基本国情虽然不能照搬其体制，但也需要合理借鉴分权思想，引导个人偏好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在公民监督方面，设立民众举报和沟通机制，在宣传普及反腐知识、营造反腐氛围的同时，发挥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力量，建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环境，促使反腐败机构建设全面瞄准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方向，重塑社会价值与公民定位。(一)偏向个人主义的价值不足 在西方社会，政治学的研究起点是个人主义的利益选择，其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可能会走向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在我国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情况下，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这也是公共管理的目标追求，是区别工商管理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就是效率与合法性目标相统一的证明。否则，监察权的治理腐败绩效是大打折扣的。
避免这种困境产生的途径就是创立补充性的制度安排以改善个体行为的选择，避免诸如囚徒困境等问题的发生。《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3项职权，该法在强化其监察措施的同时又为监察权力的运行确立了边界。
目前，国内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发展还不够完善，也没有以此为框架分析设立监察委员会的适应性和局限性的论文成果，本文希望能在此方向有所突破。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定位等有着系统规划、科学设计的责任。特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改革试点和全面推开工作的决定，在法律层面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进行规范，为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当代社会，中西方逐步加强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建设，监察权呈扩张趋势，不同的是，西方的监察权被定位为权力制衡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相互扯皮、权力博弈的弊端，而中国的监察权相对力量薄弱，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自我监督能力有待提高，因为规则执行或执行过程中规则的不精确性、模糊性和自由裁量权程度都为监察官突破制度边界提供了空间。作为党员个人，不可否认具有功利化的理性选择，对于其监督机制完善的对策前文已有详尽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同时应该注意推进党政分开，具体问题的实施交给相对独立的机构展开执行，促进监察委员会成为廉洁、善治的独立监察机构，确保监察权的充分行使。
我国政体已从一府两院演变为一府一委两院，在历史变迁中灵活完善制度设计，既坚持了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又充分吸收了古代中国御史监察制度的传统制度文化，形成了全新的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体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此外，通过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等途径，体现出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四)旨在合作获利的规范模式 在制度产生的解释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创设出制度是站在合作中获利的角度来提出的，制度因它为相关行动者提供了比其他形式更多的利益而存在。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中，制度是对集体行动问题的策略回应和促进自利行为者合作的工具，即制定制度与遵守制度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而不是道德使然，而这一理论所含的内在激励与约束也需要相应的惩罚机制辅助，以增加制度稳定性。
只有加强体制外的人民监督，才不至于陷入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膨胀的怪圈，才能跳出古代中国腐败周期率的魔咒。另一方面，我国在理性制度设计中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其有效性有待提高。
(三)引导社会结果的期望机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突出了对政治结果起决定影响的策略性行为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可以通过交换获益、引导行动者以所期望的方式塑造行为，从而达到相应的政治目标并带来更好的社会结果。在监察制度变迁中，继承我和发扬御史制度的传统，既具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征，也是制度模仿同构的体现，这也明显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目标是追求合法性。二、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制度化困境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与我国的制度建设还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分析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且受其监督，但是，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性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常规性的专门监督，且由于人大代表制度自身也存在一些代表权限小、内部结构问题等缺陷，使得具体的监督机制还需要进一步调节各方力量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方面，监察委员会机构内部系统要探讨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间适当分开，并且严厉限制监察权行使的边界线，列明权力清单和问责机制，预防监察权的滥用。新加坡打造世界一流清廉国家的最根本经验主要是三个：《防止贪污条例》、贪污调查局和公民举报。
而公职人员具有权力控制与追名逐利的偏好，在反腐制度严格的情况下，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更多地选择保守奉公的策略而非接受严重惩罚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减少腐败动机与现象。[5]而中国的政治现实缺乏西方市民社会的公共精神，传统上也不认同个人主义的倾向，所以政治与行政的方向等偏向于集体主义的取向，也更需要具有利他精神的负责任公民。
其次，夯实法治基础需要实现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有机衔接，并明确党的领导地位和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关系法律化、制度化、公开化，实现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廉洁意识的养成，从非正式制度方面构建不想腐的制度体系，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能。
对于执政党群体，中国共产党需要强化学习理念、完善自我评估、结合道德教育与法律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三、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制度化建设的改革建议 要克服个人主义的偏向、公平性的缺失以及约束机制的不足，需要保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实用性，即以利益追求促进个体与制度的互惠互动关系，同时突破其局限性，并适应中国国情，增强宪政基础，以法治促改革，全面加强制度监督，健全多元化监督机制，促进执政党建设。(一)夯实法治基础 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防止贪腐者追求腐败收益最大化的最有效工具是法治。因此，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是建立了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反腐败机构，纪委与监委合署办公，整合各种治理腐败等机构力量，将分散在党委、政府、检察院中的反腐力量整合在一起，加强了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职能，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严密的监察之下。
总之，就是强调监察制度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影响和效果功能。[1]573-588以上的论述已经阐释了作为行动者的执政党、公民、监察委员会、其他公职人员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收益或者所受限制，可以发现，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度量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可以称为是现阶段增进各方利益的优良机制，是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中较为先进的规范模式。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法治精神始终贯穿其中，监察法、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都作为监察委员会行使权力的依据发挥着明晰权力来源的作用。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执政者的领导与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决策不能仅仅理解为执政党的自我利益选择与博弈，而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其制度设计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基础。
监察体制的改革加强了监察委员会自身的权力，这就面临自身权力膨胀的风险，因此，全方位健全监督体系可以发挥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优化策略选择，对监察委员会的良好运作有重要意义。内容提要：建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是我国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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